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，突厥吉利可汗带领大军向大唐发起攻击。那时，范兴正担任绥州刺史，面临突厥大军的压力，成为了抵御敌军的第一道防线。突厥的猛攻最终攻破了绥州，眼看百姓将遭遇杀掠，范兴不忍心百姓遭难，决定为百姓保命，屈膝向突厥可汗请求投降。这一举动，极为屈辱，甚至被视为投降的标志。在古代，官员向敌军首领下跪，请降，几乎意味着彻底的失败和屈辱。 然而，范兴回到长安后，局势变得异常危急。朝廷的言官和御史们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，纷纷指责范兴背叛大唐，要求将其置于死地。但在此时，范兴的伯乐，长孙无忌，却知道了范兴当初请求投降的原因。长孙无忌心知范兴是为了百姓才不得已低头，于是竭力为他求情。此时，李世民也陷入了深深的两难之中，他面临着是否要宽容范兴的艰难抉择。
从先臻到范兴，再到犹太女科学家，他们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出于良好的意图，但在关键时刻，战略性的错误却无法因为战术上的正确而改变。若不杀先臻，后续可能会有更多士兵以国家利益为名违抗上级；若不杀范兴，将来可能会有更多官员以保护百姓为由向敌人低头；而如果不杀那位女科学家，纳粹军官的威严和士兵的士气必定会受到削弱。 这正是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的现实。不是因为残忍要杀害，而是形势所迫，范兴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这也让我们回想起历史上许多人为李陵鸣不平的声音，认为李陵为了保护五千士卒的生命投降匈奴，实在令人同情。司马迁也因而竭力为李陵求情，但从汉武帝的角度来看，若不依法处置李陵的投降行为，将来可能出现更多将领在困境中以保全士兵为由投降，甚至连国家的尊严也会因此被侵犯。 孔子曾说过：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？这句话意味着，任何恶性先例的开创，都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。李陵的悲剧，和司马迁的遗憾，归根结底，正是在于他们没有从社会性思维的角度，全面审视和考虑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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